本报记者 张盖伦

　　“这些遗存信息相当于搅在一起的一团线，我们找到一个又一个的线头，再顺着线头理出长线。断掉的线，我们逐步连上；打结的线，我们将结打开。就在这一根根线的基础上，我们交织出了历史信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2026年度首场重大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在讲到2018血渭一号墓实验室保护项目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研究实习员郭正臣这样形容。

　　当天发布的六项成果，涵盖中华文明起源、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和跨学科研究，以及中华文明科技资源标准库建设。记者采访了其中三项成果，看科技如何持续解码中华文明，将散乱的“线头”，梳理编织成恢宏的画卷。

　　复原国内唯一的唐代金甲实物

　　2018血渭一号墓是距今1300年的吐谷浑王室墓葬，历经盗掘与自然侵蚀。墓室内堆积杂乱，有不同材质、劣变情况不同的文物，保存状况较差，质地糟朽脆弱。文物遗存的清理、提取、存放、保护、修复、复原研究都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

　　2022—2025年，考古团队秉承着“精细化发掘+同步保护+复原研究”一体化工作理念，成功拯救及复原了甲胄、漆器、金属器等珍贵文物。

　　郭正臣回忆，在面对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唐代髹漆具装甲(马铠)和鎏金铜甲时，团队在遗存堆积中一层一层提取，一片一片梳理，化繁为简，再由简入繁，分析研究每一片甲片的特性，找到它的位置归属，将零散的甲片编缀成部件。他们通过三维扫描记录甲片的原始空间信息，用扫描电镜和超景深显微检测分析甲片加工工艺和成分，成功模拟复原出国内出土相对完整的唐代髹漆马铠甲。一同复原的还有国内唯一的唐代金甲实物——鎏金铜甲，生动再现了吐谷浑王室的威仪。

　　鎏金铜甲是目前考古出土的唯一唐代金甲实物，出土的漆皮马铠亦是目前考古出土的相对完整的唐代马铠实物，其甲片的漆层采用了剔犀工艺，部分甲片采用錾花金片包边，这种工艺为前所未见的甲胄装饰手法。整套马铠的工艺繁复，外观独特。

　　面对碎成近千片、铜基体酥粉且变形严重的铜釜，在传统修复的基础上，团队启动了一整套系统的科技诊断方案，如他们使用X射线成像技术发现，表面看似完整的器物，实则内部布满隐藏裂隙。团队在考古发掘现场整体提取，在实验室内又像拼立体图形一样，把上千块碎片逐一比对、拼合。

　　经过团队的一系列精细操作，这件口径逾90厘米，器形宏大、带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大铜釜最终恢复了完整原貌。

　　“文物是过去式，但修复文物是现在进行时，文物修复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将破碎的历史碎片重新拼凑，让古老的文物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更是对文化的敬畏与热爱。”身为文物修复师的郭正臣表示。

　　建设“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动物资源标本库

　　动物标本能做什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看来，这些“沉默的历史证物”，不仅是动物演化长河中的关键拼图，更诉说着人类与自然博弈的壮阔史诗。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在设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基础上，于2025年启动“中华文明科技考古资源标准库”建设项目，动物标本库是其中之一。该库于2025年2月正式启动建设工作，并于2025年7月建成投入使用，包括中国古代动物标本库与中国现生动物标本库。

　　如今，其系统收藏中国古代与现生动物标本和骨质文物10万余件，在标本全面性、文化系统性、种群代表性上达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水平。其中，中国古代动物标本库按照北方、黄河、长江、岭南等不同区域布列标本，收藏有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全国26省(区、市)87个县市121处考古遗址出土的10万件古代动物标本；中国现生动物标本库收藏有腹足纲、瓣鳃纲、爬行纲、鱼纲、两栖纲、鸟纲和哺乳纲等七大纲现生动物标本，共计220箱1000件(副)现生动物骨骼标本。

　　吕鹏介绍，中国古代动物标本库现拥有最大规模的标本收藏体量、最广泛的时空覆盖范围、最完整的谱系体系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种群样本。这些标本包括来自河北南庄头遗址的中国最早的家犬遗存，来自河南贾湖遗址的中国最早的家猪遗存，来自河南殷墟遗址的中原地区最早的家马遗存，来自河南山台寺遗址的中原地区最早的家养黄牛遗存，来自青海喇家遗址的反映游牧经济起源的家养绵羊遗存，来自浙江跨湖桥遗址的已经绝灭的圣水牛遗存……它们具有重要的学术、历史和文化价值，可以为我们构建起“动物演化—经济模式—社会文化”的立体研究网络。

　　将中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史前推30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数字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刘建国研究的是史前治水。

　　世界四大早期文明都肇始于地处北纬30°附近大河流域，具有相似的土壤、气候、水热等自然条件，冷热交替四季分明，频繁遭受洪涝、干旱等灾害的影响，生活于其中的先民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依靠勤劳的双手与自然环境进行抗争，兴利除弊。随着治水成功带来的粮食丰收，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不断深入，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就会水到渠成，不断向前演进。

　　史前治水文明研究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拍摄、遗址三维重建与空间模拟等技术，结合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和区域数字高程模型等数据，将史前聚落置于周边小环境与流域大环境之中，分析良渚古城、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重要史前聚落遗址的高分辨率数字表面模型，探讨史前聚落遗址的微地貌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提出研究区域中史前先民认识与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人地关系模式。

　　他们通过解析高分辨率的遗址数字信息，精准还原史前聚落的微地貌特征与形成演化轨迹，清晰勾勒出史前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路径，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史前人地关系研究新范式。这项研究从防洪减灾与农田灌溉双重视角切入，深刻揭示史前聚落“因水而兴、循水而建”的演进逻辑。

　　这项成果不仅填补了史前水利与聚落关系研究细节的空白，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脉络的形成提供了兼具科技含量与考古实证支撑的重要解读，还把中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历史往前推动了3000年。

　　“以前国内外学者都是从2000年前的都江堰开始探讨中国的早期水利工程，其实早在5000年前，我国史前先民就已经从家庭式的挖掘水塘蓄水灌溉、修筑圩垸治理洪涝开始，逐步联合起来因地制宜地修建规模复杂的水利工程，用于雨季防洪和旱季灌溉，应对复杂的气候变化。”刘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