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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诗涵

　　发于2026.1.5总第121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刘尚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院长

影响力经济学家

　　他是一位在财政领域深耕的经济学家，以严谨治学重构国民财富流动的逻辑；他也是一位公共风险的洞察者，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为大国治理寻找确定性。他始终从“人”的维度审视冰冷的数字，让财政理论承载起共同富裕的温暖使命。从田间地头到国家智库，他立足本国实际，纵览国际风云，以独立之精神，让财政智慧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坚实力量。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办公楼里，刘尚希的办公室陈设简单，桌上放不下的书籍与资料，成摞堆在地上。他在2024年卸任了院长一职，继续以研究员的身份伏案于此。

　　“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他在采访期间最常提及的两个关键词。这是他观察经济社会的基本方法，也是他构建财政学研究的核心。

　　刘尚希是国内最早系统阐述“财政风险”的经济学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财政风险的本质，不在于账面上的收支缺口，而在于政府是否能充分履行公共责任，能否为民众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环境。“财政应当为老百姓遮风挡雨，通过构建制度，为国家、社会、经济注入确定性。”他说。

　　他的研究使命，正是识别和防范这些深层的公共风险。“难点在于，风险是一个不能被证伪的命题，不能用‘真与假’‘是与非’的二值逻辑来回答，要分析它必须跳出传统理论框架，走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刘尚希坦言。

　　这条路，他已经走了三十多年。风险于他而言，从最初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已经内化为他的一种思维范式，最终推动了他对财政基础理论的创新，开辟了新的研究流派。

开荒“风险财政学”

　　谈起与财政学的缘分，刘尚希觉得自己的经历有些单一。

　　高考后，农村出身的他“蒙着”选择了专业。从本科到1987年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再到199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一直从事财政研究。

　　开始与“风险”交手，源自一次偶然。1995年，31岁的刘尚希正组织研究新近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剖析这场由货币崩溃引发的动荡时，一个念头突然击中了他：“金融和财政在历史上都有危机。金融有风险，财政呢？”

　　这在当时是一个近乎颠覆性的设问。分税制改革在上一年启动，重构了央地关系，财政被视作国家治理的基石，主流观点认为“财政无风险”。刘尚希记得，在1996年的一场财政部机关座谈会上，有银行界人士质疑他：“财政依托于国家政治权力，会怕没钱花吗？大不了印钱就是，无风险可言。”

　　刘尚希选择迎难而上，当时，他觉得自己像在“开垦荒地”。1997年，他发表研究报告《财政风险：我们的看法与建议》，获得全国人大财经委领导的重要批示，提出了一种新的财政风险分析框架。后来，他意识到“公共风险”是财政风险的源头，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公共风险都可能最终需要财政来兜底。1999年，他又发表《论公共风险》一文。此后，他持续发表专著，形成了风险财政学、公共风险论、风险循环论等理论体系。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学者研究财政基础理论各有视角，刘尚希从公共风险角度切入，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抓住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刘尚希认为，财政的本质不仅仅是收钱花钱等实体概念，而是社会演变过程中为了应对公共风险、构建确定性的一种制度安排。从历史看，财政改革的内在逻辑随着公共风险的变化而演进，旨在对冲风险，为社会缩小和防范不确定性。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对的主要公共风险先是“家贫国弱”，再是“机会不均”，后又演变为全球公共风险。

　　“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危机时，更多是在事后复盘，以线性思维梳理因果。这样‘治已病’是不够的。”刘尚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主张的财政研究是“治未病”，在事前从风险的角度提出预警。

　　事实上，刘尚希对风险研究的专注有一定必然性。他在大学期间便对哲学产生了兴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超循环论等理论影响了他的写作。直到今天，他都保留着订阅《哲学研究》杂志的习惯。20世纪90年代，他试图在哲学中寻找理解“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理论工具而未果，转而开始关注自然科学。

　　物理学的思想认知革命带给了他关键启发。“牛顿经典力学描绘了一个确定性的世界，可以利用规律改造世界；但量子力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的，观测到的秩序(确定性)是暂时构建的(波函数坍缩的结果)，而非永恒的存在。”刘尚希说，这打破了主客观二元论。这成为他反思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起点，他认为经济发展并无绝对的规律，经济发展是由人推动的，风险的潜意识是关键，人们对利益追求的显意识是由此转化而来的。

　　因而，刘尚希的提议有时在经济学界显得“离经叛道”。2020年初，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多国推出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运用了两个“前所未有”描述当时形势的前提下，刘尚希建议适度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发行特别国债并由央行直接认购。这一非常规工具的提出，在业内掀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激辩。反对的声音认为，此举将破坏央行的独立性，影响财政的纪律性，并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刘尚希在当时回应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人认可“赤字有害论”。事实上，赤字并不意味着无度。同样地，认为赤字货币化是无度的操作，也是一种想象。

　　近几年，刘尚希持续探讨财政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金融化重塑了二者的关系，是必须一体化协同的“连体人”。财政收支过程本身就是货币流通过程，影响经济中的流动性；伴随赤字、债务的常态化和规模扩大，通过财政方式投放货币的需求在增长。

　　基于此，他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货币之母与风险之锚》中系统构建了理论，提出一个核心结论：财政是现代信用货币的母体。

　　面对学术争议，刘尚希坦言“不太在乎”，他认为，真正的理论创新是给下一代看的。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他强调，这是他做前沿研究的最大信念，也让他在生活中始终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不会轻易感到迷茫或悲观。

风险思维影响改革

　　央地财政关系改革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不同发展阶段，风险思维都是刘尚希的研究工具，用以剖析制度症结，提出改革思路。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央地财政关系在初期主要遵循“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财权指各级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权力，如税权、费权等，原则上，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将财权转化为财力，即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从而有效履行本级政府的事权，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承担任务与职责。

　　刘尚希于1992年正式调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于2016年更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05年，他在陕西省贫困县调研时，西安市蓝田县的县委书记向他倾诉，当地作为水源地很难发展工业，财政困难。刘尚希追问，所有税收都留给地方够不够支出，对方回答“仍然不够”。他意识到，在发展条件受限、缺乏税源的区域，旧的原则失效了。

　　回去以后，刘尚希提出了“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新原则，并在2007年被党的十七大报告采纳。此后，转移支付成为弥补地方财力缺口的关键工具。

　　十多年后，新问题又出现了。截至202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连续三年超过10万亿元。刘尚希指出，地方财政支出大于全国财政收入，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大于中央本级收入，地方债务大于中央债务，“这种央地财政关系是不可持续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财力得到保障，当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超出其实际管理和执行的能力边界，仍然会导致政策效果打折、政府债务累积。他指出，“只要给钱并加强监督问责，地方政府就能干好”的旧假设，同样不成立。

　　2023年，刘尚希提出了“事权与能力相匹配”的新原则，主张将地方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当上移，提高中央支出比例。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提高中央支出比例”。

　　这背后仍是风险治理的逻辑。“好比指挥官派兵守关。”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键要看哪级政府最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特定公共风险，相应的支出责任就应上移，并配以财力。不能让地方政府勉强承担其无力应对的风险。只有讲全国一盘棋，这样才能将风险控制到最小。”

　　作为国家高端智库，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承担了“探索中国财政经济问题”的职能，主要通过长期深入地调研，掌握反映地方财政经济问题的一手资料。在2016年担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后，刘尚希成为两项大型连续调研的学术带头人，分别是2016年开始的“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和“企业降成本”调研。

　　风险思维依旧贯穿其中。以“企业降成本”调研为例，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实地走访和问卷调研，调研需要剖析降成本工作面临的困难、梳理认知误区，并提出方法论和政策建议。

　　作为调研发现的关键结论之一，团队提出，“降成本”不只能关注税费负担、融资、人工、用能用地、物流等显性的实体成本，还需要识别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往往是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能理顺，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导致，多处于弹性较大的“灰色地带”。他们在调研中曾经发现：“一家企业为了满足环保标准，刚投入几百万改造锅炉，环保标准却毫无征兆地突然提高，新建的锅炉瞬间就面临淘汰，面对巨额的沉没成本，企业欲哭无泪。”因而，政府需要提升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刘尚希认为，智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关键是让政府部门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只要触动了一根神经，或是觉察到某项做法可能欠妥，就为改革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说。

　　再后来，他发现“制度性成本”有着更广泛的意义。“经济社会整体面临的高成本，与制度变迁的滞后性有关。只有加快改革和制度创新，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良好的匹配，才能降低社会的制度性成本，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人”的维度

　　刘尚希在坐飞机时有个习惯：如果天气好，他一定会透过舷窗观察地面的村落。

　　“尤其是在丘陵地区，农村房子盖得星罗棋布，到处都是。但它们没有规划地散落于各个地方，大部分是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改建的。两三代农民积累的财富，往往随着下一代向城市迁徙而空置、朽坏。”他说。

　　他的视角与个人经历有关。1964年，刘尚希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的农民家庭，他仍然记得童年时吃不饱饭、吃糠咽菜的日子。通过求学“跳出农门”后，他的许多同学都下海经商，他选择成为一名观察收入分配、贫富代际传递的研究者。

　　刘尚希说，他见证了中国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跃迁，但他观察的坐标系没有改变，始终习惯于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2024年户籍农民占人口的52%)的立场和角度思考问题。从整体看，农民多，市民少，是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

　　从飞机上俯瞰，刘尚希看到的是农民财富的凝固。这也是他长期以来的忧虑。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农民主要财产的农村“三块地”(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难以通过交易、评估、抵押等方式实现市场化配置，也没有可以转让的自由市场，城乡土地不同权不同价，最终无法转化为经济价值。农村的商品市场化有了一定发展，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滞后，成为制约农民财富增长的关键。

　　他还能看到，散落在村庄中的农村家庭，在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下，也将面临公共服务成本上升的难题，例如污水处理、养老服务等。

　　刘尚希一直倡导“农民的市民化”，认为农民的现代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终标志。他最担心的是农民不愿意、害怕走出去。

　　“从农村到城市，除了横向的人口流动，也能走进纵向的社会流动通道。一个家庭通过迁徙，可能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让下一代拥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机会。”他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打通纵向流动的渠道，保障机会公平，并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才能不断地激发创造性。

　　刘尚希非常强调“人”的维度，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所有人得到全面、平等的发展。对此，他提出了现代人的“三性”，即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

　　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支配物”，而不是相反，他认为一切的发展都应当“以人为尺度”来衡量，否则发展就可能没有价值。“现实里的情况经常相反，物、财富、权力成为尺度。例如，唯GDP论曾经带来了环境污染，危害人的发展。”他说。接下来，社会应通过加强民生保障，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所有人的能力提升，激励每个人的创造性迸发；进而鼓励利他精神，形成社会互助，提升人的文明性。

　　在刘尚希的眼中，财政学研究不是简单的会计概念，由冰冷的数字和模型构成。财政是社会的血液，广义上是连接经济、社会、政治的枢纽，是一门治国安邦的学问。

　　风险思维仍然是他最大的学术财富。当下，他也非常关注人工智能(AI)带来的风险。刘尚希表示，当AI的智能进化有一天全面超越了人类的学习、推理与创新能力，超级AI或将成为“支配人”的主体，重构经济社会和人的生活方式。AI也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人类不会停下脚步。

　　AI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要继续研究风险如何产生，怎样控制与防范风险。不能停下来。”他说。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